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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身工的有关资料

1927年，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。那时，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，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。后来工作调动，就离开了。1929年底，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，因为这是工人区，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“落脚”──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。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，我知道了“包身工”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。一年多以后，上海艺术剧社解散，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，为了找关系，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、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（她就是我后来在《包身工余话》里写的那位冯先生）。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。“一二八”战争后，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**剧本，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。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《女性的呐喊》。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。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，生活不够熟悉，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，拍成之后又受到了**审查官的一再删剪，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。但是，由于要写这部**，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，了解得多了一些，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“灵魂的震动”。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，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、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，可是，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，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。我感到愤怒，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，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，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，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，就搁下了。直到1935年，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，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。

经过“沪东公社”（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，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）同志们的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。和她谈了几次之后，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，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，非得实地观察不可。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，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，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，可是要懂得“带工头”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，她们的生活情况，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。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，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。在当时，包身工住的工房，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。包身工的工房，是由日本警察、巡捕、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，他们为了防止这群“奴隶劳工”和外界接触，任何“外头人”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。在《包身工》里我说过，这些包身工是“罐装了的劳动力”，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，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。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。为了突破这种封锁，我得到杏娣的帮助，混进去过两三次。但是在这以后，就被带工头雇用的“下手”们盯住了。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，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，晚上才回工房，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，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。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（现泰兴路），离开杨树浦很远。这样，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，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，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。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，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“夜工”，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。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，遭受着无数的磨难，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。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即使同厂做工的“外头工人”，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。杏娣是一个热心人，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，曾经几次赶上早班，混在她们队伍里面，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，可是，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，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，很快地就“警惕”了，有的人根本不吭声，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“包打听”，用憎恶的眼光看她。由此可见，在那种情况下，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，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，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，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。这是一篇报告文学，不是小说，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，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。她们的劳动强度，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，当时的工资制度，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，因此，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，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，是帝国主义、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。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，日本帝国主义者、工部局、带工头、老板、帮口头子、国民党特务，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，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。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、政府法律，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。解放之后，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，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：“你们说，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，其实呀，连牛马也不如，我们是苍蝇、蚊子一样的虫豸。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一个工人，好像在地上踏一个蚂蚁一样，一点也不算稀奇。”这是实话，一点也不假的。

解放之后，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、控江新村，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。看到这些，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，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。包身工的形象，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。什么面黄肌瘦、骨瘦如柴这些话，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。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，最多的是肺病、脚气病、皮肤病。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，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。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，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、雪花膏、香水等，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。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，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。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，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、洗头和换衣服的，请你们设想一下，这是一种什么滋味！

我写那篇“包身工”是在1935年（发表在1936年春），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，这样计算一下，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，大概这些已经是“历史上的陈迹”了。在那个悲惨的时代，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。人吃人的社会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、当虫豸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可是我们得记住：要赶走帝国主义，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，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、血汗和眼泪。幸福，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。为了今天的幸福，为了更幸福的将来，爱党、爱社会主义，为社会主义──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。

（选自《中国工人》1959年第6期） 夏衍的报告文学，数量不可谓多，质量也并不均衡，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光明》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：“《包身工》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。”这“新的记录”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，而是质的变化。《包身工》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，它比较充分、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，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，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。

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，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，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。他运用了小说、散文乃至戏剧、**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，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、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（一）突出人的主体地位，着重描写、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。“文学是人学”，特别是叙事性文学，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，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。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，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。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，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，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，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。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，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，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。例如《包身工》，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，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、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，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。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、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，相当具体、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。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，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，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！

（二）精于艺术营构，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。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，他改变了过去通讯、报导、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，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，多姿多彩。如《包身工》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，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，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，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，显得玲珑剔透、严谨精美。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，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，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，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。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、逼真。那对粥的描写，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；女工们用舌头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，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，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；至于老板娘用锅焦、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，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！

（三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，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。报告文学，无论是记事的，还是写人的，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，带着自己的观点、感情来写的。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，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，用以说服、感染读者。夏衍的报告文学，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，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。他的作品把叙述、描写、议论、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，交错运用，并焊接得天衣无缝，恰到好处。《包身工》是叙事的，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，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，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、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。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，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。笔法飞灵，情真意切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。

（选自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（社科版）》1995年3月号）

课文包身工原文

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，上午四点过一刻，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，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。　　“拆铺啦！起来！”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，像生气似的呼喊，“芦柴棒，去烧火！妈的，还躺着，猪猡！”　　七尺阔、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“猪猡”。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，在充满了汗臭、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，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。打呵欠，叹气，寻衣服，穿错了别人的鞋子，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，叫喊，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。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，在这些被叫做“猪猡”的生物中间，已经很迟钝了。半地起来开门，拎着裤子争夺马桶，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。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“猪猡”身上踢了几脚，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，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：　　“揍你的！再不起来？懒虫！等太阳上山吗？”　　蓬头、赤脚，一边扣着纽扣，几个睡眼惺松的“懒虫”从楼上冲下来了。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，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。“芦柴棒”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，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。十五六岁，除了老板之外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。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，于是大家就拿“芦柴棒”当做了她的名字。 “上午四点过一刻”，“鸽子笼一般”的住房里，包身工起床，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。　　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　　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。长方形的，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，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。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，每边八排，每排五户，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，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，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“懒虫”和“猪猡”，所以，除了“带工”老板、老板娘、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、请愿警之外，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“猪猡”。　　她们正式的名称是包身工　　但是，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“包身工”。她们的身体，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“带工”的老板。每年特别是水灾、旱灾的时候，这些在东洋厂里有“脚路”的带工，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，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，去游说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的同乡。　　“还用说？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。吃的是鱼肉荤腥。一个月休息两天，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。嘿，几十层楼的高房子，两层楼的汽车，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。老乡！人生一世，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！——做满三年，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。块把钱一天的工钱，嘿，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！咱们是同乡，有交情。——交给我带去，有什么三差二错，我还能回家乡吗？”　　这样说着，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，就是她们的父母，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。于是，在预备好了的“包身契”上画一个十字，包身费大洋二十元，期限三年，三年之内，由带工的供给住食，介绍工作，赚钱归带工者收用，生疾病一听天命，先付包洋十元，人银两交，“恐后无凭，立此包身契据是实！”　　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　　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，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“带工”头手下，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“机器”。所以，每个“带工”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。少一点的，三十五十，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。手面宽一点的“带工”，不仅可以放债、买田、起屋，还能兼营茶楼、浴室、理发铺一类的买卖。　　四点半之后，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，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。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，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。她们嘈杂起来，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，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，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，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。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“打印子簿子”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——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。楼下的那些席子、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，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。几十只碗，一把竹筷，胡乱地放在桌上，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。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，早晚吃粥，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。粥！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，里面是较少的籼米、锅焦、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！粥菜？是不可能有的。有几个“慈祥”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，用盐一浸，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。　　生活场景　　只有两条板凳，——其实，即使有更多的板凳，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。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，歪着头用舌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，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。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，——譬如老板、老板娘的生日，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，通常是很难有的。轮着揩地板、倒马桶的日子，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。洋铅桶空了，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，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、残粥，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，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，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、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“机器”们面前。　　“懒！躺着不起来，活该！”

五点钟，上工的汽笛声响了。红砖“罐头”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，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。包身工们走进厂去，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。　　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，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，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。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，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。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，就是音响、尘埃和湿气。　　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！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，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，更加容易疲劳。但是野兽一般的“拿摩温（工头）和“荡管”（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）监视着你。只要断了线不接，锭壳轧坏，皮辊摆错方向，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，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。包身工是“拿摩温”和“荡管”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。在纱厂，活儿做得不好，罚规大抵是殴打、罚工钱和“停生意”三种。那么，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，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。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，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，还要贴补二粥一饭，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。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，带工头总要送礼给“拿摩温”们。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：“总得请你帮忙，照应照应。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打，打不要紧，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。”　　打不要紧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包身工当然是“人得而欺之”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，就遭了“拿摩温”的殴打，恰恰运气坏，一个“东洋婆”（日本女人）走过来了，“拿摩温”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，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，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。东洋婆望了一会，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“文明”的殴打，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“合理”的惩戒方法，走近身来，揪住小福子的耳朵，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，叫她向着墙壁立着；“拿摩温”跟着过来，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，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，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。东洋婆会心地笑了：“这个小姑娘坏得很，懒惰！”　　“拿摩温”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：“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！”　　这种“文明的惩罚”，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。两小时不做工作，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，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，也就是分内的事了。殴打之外还有饿饭、吊起、关黑房间等等方法。　　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，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。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，一九○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，锭子还不到两万，可是三十年之后，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，五个布厂，二十五万个锭子，三千张布机，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。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，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，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。那么，我也这样联想，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！　　“一·二八”战争之后，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，这特征就是“劳动强化”。统计的数字，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，和工人人数的减少。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，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。举一个例，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，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。一般的比例，大致相仿。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，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，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。　　两粥一饭，十二小时工作，劳动强化，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，猪一般的生活，泥土一般地被践踏？血肉造成的“机器”，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；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，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。工作，工作，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，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，身体像弓一般的弯，面色像人一般的惨，咳着，喘着，淌着冷汗，还是被压迫着做工。比如讲“芦柴棒”吧，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，放工的时候，厂门口的“抄身婆”（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）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：“让她揩点油吧？骷髅一样，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！”　　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！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，对老板说：“比如做好事吧，放了她！”　　“放她？行！还我二十块钱，两年间的伙食、房钱。”他随便地说，回转头来对她一瞪，“不还钱，可别做梦！宁愿赔棺材，要她做到！”　　“芦柴棒”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，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，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！　　像“芦柴棒”一般的包身工，每一分钟都有的可能，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，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。　　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，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。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，整排地停在船上，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，下水捕鱼，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，吐了再捕，捕了再吐。墨鸭整天地捕鱼，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。但是，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，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，而现在，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，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！　　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，没有光，没有热，没有温情，没有希望……没有人道。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、机械、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！　　黑夜，静寂得像一般的黑夜！但是，黎明的到来，毕竟是无法抗拒的。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，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，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

泰兴订婚的习俗一般怎样？

1：双方父母协商双方订婚事宜，主要是订下黄历和男方的聘礼多少。礼金多少视双方家庭条件为准，目前标准是88888—108000左右浮动 （宾宾家给50万，那肯定不能收那么多，又不是卖女儿，所以妈妈说打算收108000）

2：到订婚日之前肯定还有大把的时间的，在这段时间里就是要添置两人订婚所需要的东西，我们以男方给女方的东西开始，首饰一套包括耳环，手镯（宾宾还给我买了条手链），脚链，项链，对戒一对，钻戒一枚（宾宾给我买了个克拉钻，很开心啊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），噢！我们还有一对欧米茄的对表。还有糖金杏一对。温州喜糖分大小，所有女方所需要的喜糖全部男方负责包括喜糖内的红包，女方家父母的朋友等一些除外由女方自己送，（目前红包50-100都有人放，宾宾家说放100比叫好看，其实我挺心疼的）。

而女方要购买的东西为，男方结婚订婚是所穿的西装一套，衬衫两件，领带两条（我们没有要，宾说用不到），鞋子两双（休闲跟皮鞋各一双，我们买了一双Dire的休闲鞋，一双阿曼尼的皮鞋，宾宾都很喜欢，为了鞋子和衣物我们去了2次上海），袜子2双（这个都要200多，真贵）金器：手链和项链各一条（我还给宾宾也买了个钻戒）！！！ 给伴郎的红包580元！碗碟一套有88件98件108件可以选择，视情况购买，（我妈妈特别疼我，给我买了一套198件和一套88件的）六样分柑橘，糕点，枣子，桂圆，莲子，花生。再把男方送的糖金杏回送一只给男方，所收礼金按经济条件情况返还，如果女方条件一般如果收88888的话返还给男方38888-58888不等，剩余的钱给自己买给男方的东西和以后结婚添置新房所需之用。如果女方条件不错，就直接收下全部礼金并购置一辆轿车给男方。

3：订婚日：温州人现在订婚酒席分两种，一种是中午女方家摆设酒席宴请男方的父母以及伴郎出席，晚上则由男方回请女方。另一种就是双方父母加上至亲好友一起于某酒店设宴订婚。一般现在市区选择后者的比较多。（我们也是这样，在11月10日阿外楼牡丹厅设宴19桌）下午男方驱车盛装至女方家中迎接女方及其父母，并给女方弟弟或者妹妹皮箱钱（皮箱钱所指的就是女方弟弟或者妹妹不让姐姐出嫁拉着皮箱不肯走，你要给他钱他才肯放人，上辈人这么解释的。）皮箱钱大概在5800-10800不等。到酒店后给双方父母敬茶，向亲朋好友敬酒以见证你们的爱情。